作者：羅馨兒

　　隨著電視劇《借命而生》的收官，一場橫跨了20年的疑案終于水落石出，劇中人的命運底牌也紛紛袒露在了觀眾面前。

　　《借命而生》改編自作家石一楓同名小說，文學性為劇集提供了跌宕的情節和深刻的內涵。在影視化的過程中，主創的改編手法及創作風格，體現出了較為鮮明的傾向性。小說中的導火索是一樁被誤會的偷竊案，劇版將其升級為更具戲劇張力的、被嫁禍的命案，但并未由此展開殘酷、煽情的敘事場面，反而淡化了小說中一些較為尖銳和擰巴的部分，通過對人物、情節、畫面鏡頭的設計，凸顯了普通人在遭受命運撥弄時人性溫度的那一面。這份對具體的人的體察與展示，猶如破霧而出的光輝，燭照善惡。

　　人的多面性如命運般不可預測

　　作為一部懸疑劇，《借命而生》展現出人性的復雜之處。在整體上較為緩慢的敘事節奏中，人物構成了貫穿劇集的主要懸念，人的多面性正如命運一般不可預測、吉兇莫辨。

　　靈魂人物、看守所管教杜湘東由秦昊飾演，秦昊用平實、內斂、準確的表演，塑造了一個正義、良善，卻總不被命運成全的昔日警校精英形象。杜湘東最初的登場，是不得志但守底線的“落難”處境。徐文國和姚斌彬兄弟倆的到來，徹底改寫了杜湘東的命運。他的直覺令他對這兩個嫌疑人產生同情和欣賞，他的專業素養也使他始終保持懷疑和戒備。

　　秦昊展現著生活化的言談舉止，但通過眼神的刻畫，來塑造杜湘東的情感起伏和復雜心態。例如他首次從押送的刑警口中聽到徐文國和姚斌彬疑犯命案時，通過眼神的“微相”表演，層層揭示人物的內心變化：從驚訝震撼，到消化信息，到心不在焉地回應同事，再到對徐文國兄弟探究地審視，警覺地逼視，眼神逐漸凌厲，面部表情卻沒有變化。秦昊準確地展現了靜止的外部動作下豐富活躍的內心世界，并符合人物應有的厚度和深度。杜湘東對徐文國兄弟的關照，以及對追兇和糾錯的執著，源自于他內心對公義的信念，這使得他20年來能夠拋卻小我的得失，為一份不知道何時能降臨的審判孤注一擲。這一人物形象闡明了《借命而生》的深層內涵，如故事結尾所言，“我們為之戰斗過的東西，會在不經意間，在時間之河的某個角落里突然發光。”

　　韓庚飾演的徐文國和史彭元飾演的姚斌彬，在劇集的前期展現出亦正亦邪的特質。徐文國木訥、克制，但偶爾展露的狠絕，使他看起來像是在隱忍不發。姚斌彬于陰郁中顯露出惶恐，與徐文國的眼神交流中，像是依賴，也像是在密謀。隨著劇情的展開，兄弟二人的身世和經歷逐漸分明，被陷害的過程逐漸清晰，也就越來越贏得觀眾的同情。徐文國素質高、重情義，也有手段，雖被迫卷入了不幸的命運中，卻一直堅韌不拔，最終才能實現從逃犯到企業家的“逆襲”。姚斌彬是個潛心鉆研技術的青年，底色善良、孝順，但是易沖動、小心思多的性格弱點，使他被惡人操縱和挑撥。最終，他為了替徐文國爭取逃跑時間而選擇犧牲自己，使得這個本就蒙冤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壯烈的悲情色彩。

　　杜湘東、徐文國、姚斌彬三人之間充滿變化的動態關系，夾雜著人性與道義、情感與法理的糾葛，構成了該劇最值得回味的部分。

　　通過情節改編講述命運悲劇

　　《借命而生》以懸疑刑偵為外殼，內核卻并不局限于正邪雙方的殊死較量，而是試圖通過細膩的描繪，慢慢地將觀眾帶入到人物所處的情境中。

　　原著小說中，“抓逃犯”成為困住杜湘東半生的執念，即便到了最后，當年的嫌疑人在法律層面上已經無罪，杜湘東依然緊盯不放。造成杜湘東如此偏執的原因，在于自己一時失察，成為兩個逃犯越獄中的一環，他從此蒙上污點，失去理想的工作機遇，終身懷才不遇。帶著成為刑警的自我期許，以及蹉跎半生的憋屈，杜湘東以自己的人生為賭注去追查逃犯。

　　電視劇弱化了小說中性格悲劇和時代悲劇的成分，將整個故事講述為一段命運悲劇。有計劃的越獄被改編為因車禍造成的逃獄，徐文國兄弟在偶發事件中一念之差，決定奪槍逃跑。這種改編處理，用境遇選擇置換法律底線，調整了犯罪行為的主觀意圖，人物的定性直接作用于觀眾對他們的認同感。另外，姚斌彬案翻案后，杜湘東因在這樁案件中的表現受到了認可和補償，他得到了曾經夢寐以求的進入刑警隊工作的機會，但杜湘東卻拒絕了，繼續留在深山中的看守所任原職。因此，杜湘東在整部劇集中的動機，不是為了報當年的“一箭之仇”，也不是性情人格上的“鉆牛角尖”，而是成為一種非功利的價值取向和人生選擇。小說中尖銳的人物關系，被轉化成對真相和公平的執著，凸顯了一種理想主義的高貴精神。

　　另外，小說中杜湘東對徐文國兄弟的體恤之情，在電視劇中被放大，并始終貫穿。杜湘東給他們帶飯，幫行刑前的姚斌彬系好防污繩，多年來始終照顧姚斌彬的寡母，不但刻畫了杜湘東的有情有義，也為他最終冒著巨大風險揭發真相埋下伏筆。

　　愛情戲份在電視劇中占據了一定的篇幅。杜湘東與妻子劉芬芳的相濡以沫，徐文國與孫永紅的初戀悲劇，都被著意強化，為懸疑劇的冷冽敘事平添了幾分浪漫色彩，也凝聚為人物苦難命運中的美好的象征。

　　相比于小說中始終不理解杜湘東，希望他調回城市工作，也曾慫恿他辭職“下海”經商的劉芬芳，劇中由鐘楚曦飾演的這個角色則更接近一種男性心目中理想伴侶的形象：美麗、颯爽、堅韌，對丈夫全心全意，默默托舉家庭，扛下所有壓力。而劉芬芳因孕期大出血而死，則深化了“世間好物不堅牢”的遺憾之意。徐文國與孫永紅之間的情感羈絆，不但是人物對純真年代的追撫和緬懷，也構成了推動劇情的內在力量。前期唐堯鑫為了搶奪孫永紅而構陷徐文國兄弟，后期孫永紅大義滅親供出唐堯鑫的罪證，形成了宿命般的敘事閉環。

　　當然，愛情場面對于很多懸疑劇受眾來說，不盡符合他們對整部劇的預期，也的確導致偵破和解密的節奏變得拖沓，甚至有給情節“注水”之嫌。能夠感受到的是，主創希望通過對愛情場面渲染，在整體較為灰暗的故事走向中給予人物些許美好的亮色。然而這些段落所帶來的情感陶冶或氛圍營造等藝術效果，并不能彌補劇作在懸疑敘事方面的不足，進而直接“兌換”為觀眾的滿意度。更何況，劉芬芳與孫永紅原本應有的個性和復雜性，在劇中的刻畫尚不充分，人物主體性不夠強，還是以男性人物的“掛件”或“戰利品”作為定位。

　　是選擇講述一個扣人心弦的懸疑故事，還是選擇描繪一幅厚重豐滿的命運長卷？《借命而生》主創們或是更傾向于后者。然而，如何平衡好類型創新和觀眾口味，如何更本質地抓住懸疑劇集的核心創作部分，如何適應和引領當前電視劇市場的發展現狀，對于每個劇集創作者來說，向來都不是一個簡單問題。

　　悲憫而克制的藝術風格表達

　　《借命而生》的聲畫質感頗具格調和意蘊，導演陸川力求整部作品在視聽藝術方面的品質感。細致的時空環境，克制的表演調性，簡練的幾何構圖，精準的運鏡調度，靈動的細節意象，抒情的配樂選曲，構成風格化卻不失真實的表意系統。這一系統，結合敘事的視點和順序來看，整體上產生一種悲憫而又克制的“上帝視角”，既讓觀眾沉浸到一段歷史中的宿命，又不時地抽離、跳出，避免過度煽情。

　　劇中多次出現俯瞰視角下的“巴南地區”（實際取景地為樂山市沐川縣）山景，航拍鏡頭中的峻嶺、密林、水庫、廠區，將人物襯托得越發渺小，產生了巍峨而無情的視覺意象，空間與人的關系，可聯想類比到宿命與人的關系。

　　演員的表演處理也指向同樣的藝術效果。劇中幾場情感表達的重頭戲，都采取了較為克制的呈現。例如姚斌彬槍決前夜與母親訣別的場面，主要表演內容是艾麗婭飾演的崔麗珍凄惶、焦急地穿過重重鐵門，姚斌彬做出了含淚抬頭的反應。接著崔麗珍短促地喚了一聲“兒子”，姚斌彬崩潰著下跪。演員情感飽滿的表演，在有限的篇幅中形成簡潔有力表達效果。還有多年后杜湘東得知姚斌彬被冤的真相后，極度痛心和憤怒的表演段落。從人物情緒爆發掀了桌子開始，之前的中景拍攝切換為全景拍攝，秦昊的怒吼、掩面、捶打等發泄性的動作，因為拍攝視點的遠離，被納入到街景的整體畫面中，顯得徒勞無力，甚至有些荒誕。這些處理方式，呈現出作品對復雜性的追求與嘗試，構成了《借命而生》獨特的藝術風格。

　　（作者系戲劇與影視學博士，上海戲劇學院電影學院講師）